然而，周恩来严肃处理的同时，提醒“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
为了节省时间，总理喜欢乘快车
1961年6月15日下午，周恩来从西花厅出发，前往钓鱼台，他要在2：30到钓鱼台陪着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
这是一辆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即吉斯3ИC—115型防弹车。这种车是按莫斯科气候寒冷条件设计的，北京的夏天它很难适应，常自生一些故障，可是它在司机杨金明手里从来没出过一点小问题。
周恩来习惯地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卫士长成元功坐在他的右侧，张树迎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快速行驶。
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
这时，雨不大不小地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来刮去。司机杨金明既要注意前面的路况，又要留心不使车轮溅起的泥浆溅到自行车和行人身上。
他不停地拨转方向盘躲来闪去地走着并且不时鸣笛。沿途值勤的交通民警，老远就能识别出总理的座车，而提前给予放行的信号，保障畅行。
遇违规行车差酿惨祸，对方扬长而去
吉斯3ИC—115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成门城楼，出了阜成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
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
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挡，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
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3ИC—115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成元功立即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
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
一车人气得要冒出火来!
京市公安局调查事故
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
周总理也很生气，他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成元功：“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
随即，总理又表扬了老杨：“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到了钓鱼台，成元功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并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
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领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电车公司一厂厂长张维仁、党总支书记冯彬，听传达室的人电话上讲，厂里的卡车几乎撞了周总理的座车，公安局的领导、交通管理处的领导都来到大门口了。
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当下就打电话报告了电车公司经理许步宁，并跑到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这天下午他手头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和班长要钥匙，把车开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经过询问和勘查现场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
他说：“幸亏主车司机处理及时、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要是总理的车出了大祸，我也得背上铺盖卷自动去坐大牢。北京的交通我们没有管好啊!”又说：“这次也太险了，吉斯车车身长，约6米，车身重，约5吨，方向盘很不灵便，又遇上下雨，地面有水，车速又快，没出事真是万幸。”
周恩来怒斥“荒唐”，却又让“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
公安局的同志弄清情况后，和电厂公司许步宁经理很快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人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
张兴辰知道周总理的车几乎在他的错误中出了事，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祸，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单等处理。那位借给他车钥匙的班长，也很气恼，埋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不该把钥匙交给他。厂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认为闯了通天大祸，会有好戏瞧!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议论这事的。
“荒唐!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成元功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
随后，周总理又让大家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
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
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听了全过程后，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大家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崂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北京市公安局回复，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