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裁员”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北宋真宗年间的大裁员一次性就砍掉十九万人，规模之下、力度之狠，堪称历史之冠。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却义无反顾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是因为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上，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常有的事。
赵匡胤靠武力获得了政权，对军人的危害性深有体会。为此，他经过多年的摸索，建立一套史上复杂程度仅次于辽国的官僚体制，而且这套制度比更年期的女人还善变。
这套官制看着麻烦，但作用是明显的。这里的作用分正作用和副作用，先说正作用。这套让人抓狂的制度通过增设官僚机构层次、官官相互牵制的的方式，成功地分割了权力。但是，正作用后来逐渐淡去，副作用却越来越大，因为这套制度无形中增加了官员数量;同时，科举取士的方式也使更多的人进入官僚阶层，仅宋太宗当政的22年间，进士科取就达近万名，而整个唐代290年间进士总数才不过六千。
官职泛滥，造成了大批的闲散官员。在宋朝的任官制度中，实行了官职分离的任职办法，既“名与实分”“官与职分”，官制分官、职、差遣的区别。
“官”只是表明级别和领取俸禄的依据，“职”是给文臣所加的学士、直阁一类的荣誉称号。而真正管理事务是“差遣”。官员高俸禄必然使朝廷负担日益沉重，至英宗时，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仅奔驰二年(1065)年财政赤字就多达1570万贯。
在刚刚即位的宋真宗一筹莫展的时候，大臣陈彭年上书建议从五个方面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指出“此五者，实经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这有益于“经世”“致治”的五项方针中，就包括“省冗员”。
赵恒一看可行，就于咸平四年(1001)六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裁员，共记下岗分流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第二年五月，又进一步“减河北冗官”。
事实证明，这是次治标不治本的裁员行动，因为导致“冗员”的宋朝官僚体制并没有丝毫松动，因而在不久之后，宋朝很快又回到了上身强大、下身瘫痪的财政困境中，即使王安石上台，也没有改变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