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秋冬时节,天干物燥,是火隐患的高发季节。近来,全国各地时有大小火情发生,高压水枪、云梯、消防车等现代化消防器材各显神通。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火是怎么被约束的呢?
黄帝时,已经有掌管火事的部门。《史记》说,黄帝在安排国计民生时,明确提出要有节制地用火,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用火安全的官员,叫“火政”。
商朝,有几座粮仓被烧,火势不小,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记载,这也是文字出现后最早有关火灾的纪录。商朝看到火的厉害,制定了火规,对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要处以断手的刑罚。
周朝规定,仲春二月,宫廷中掌管用火的官员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提醒大家防火。
这也是更夫喊火烛的由来——每到冬天,时近黄昏,街上就会传来一阵阵“寒冬腊月,火烛小心,水缸满满,灶仓清清”的呼喊声。周朝禁火期大多吃冷食,不让做饭。春耕了,老百姓不能饿肚子干活,所以禁火期前就得备好足够的干粮。
春秋战国时,管仲说管理好“火”是关系到国家贫富的大事之一,并提出了修定火宪的意见。那时举行仪式的人,需用左手举火把,以减少明火乱动的危险。右手捧碗随时接灰烬,以防残火落地乱溅。举火人要坐屋角,因为屋角不是活动的中心,还不准跟别人打招呼,不准讲话,不准唱歌,做到专心守职。可以说,对火的管理达到了一定高度。
汉代,水火盗贼不分家,统一由武官执金吾负责。“金吾”是两端带鎏金的铜棒,对付难管理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威慑力的。《汉书》中说,西汉长安“每街一亭”,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24街,有24个街亭。街亭和现在的派出所差不多,街亭里有大鼓,有房间,有广场,可以驻扎军警,大的可容纳几千人。东汉史学家荀悦对于火情的看法是“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防患于未然”是从这儿来的。
唐代负责火情的组织叫“武侯铺”,分布在城市、坊间,布置的消防兵从一二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在全城形成一个火情传达系统。灭火工具大多是用猪、牛、羊等动物的皮编织的袋子。据说,唐以前都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灭火。
到了宋朝,火好像不那么恣意妄为了,世界上的第一支城市消防队诞生了,组织形式很像现在的消防队。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叫厢使。当时开封等地火禁很严格,半夜就要灭掉一切烛火。假如有的人家后半夜烧纸,必须事先告知。灭火的兵叫防隅军,都经过严格训练,专门夜间巡逻督促居民按时熄灭油灯、蜡烛等。地势高的地方有瞭望火楼,白天黑夜不离人。一旦有火情,扑救的各支队配合密切,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纹丝不乱。
北宋仁宗时,已经有了水袋、水囊、麻搭等比较先进的灭火工具。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升级了灭火队员的配置工具,有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灭火装备。
明朝,一些城市组建了火兵,主要是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火兵驻扎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流动多的地方,配有水桶、藤斗、麻搭、唧筒、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皇帝的东西是不能有闪失的,盛放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防火隔墙其实是每隔7间房屋空出的一间房,无门无窗,里面都是夯实的土,厚度达5米。
另外,居民的白壁青瓦马头墙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防雷火的,也就是避雷针。
清朝,对于火的管理更科学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朝,每个防火班人数不下两百人。防火班又叫机桶处,机桶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引水灭火工具。这种国产的救火器又称“水龙”,一般放在防火班人员的宿舍里,行动时便于携带。
在不少清宫影视剧中,有些火势是很大的,让人一看就发毛。比如《孝庄秘史》中有个镜头,火光冲天,烟雾浓浓的,要是灭火的工具不先进,没准皇家园子就不保了。
同治年间,民间自发成立了消防组织“水龙局”。清代诗人吴东发看了“水龙”表演后,写下“数人并力动枢机,呼吸纵送在复右”的诗句,从中看出这个灭火工具不同寻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