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
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
在看宫廷剧的时候，大多的剧情：都是后宫的女人为了生儿子巩固地位而使出各种手段。
当然，在古代历史上的宫廷中，也是普遍存在母凭子贵的现象，后宫女儿的地位往往与是否能为皇上诞下皇子有很大的关系。若自己的儿子可以当上皇帝，自己的地位也一定可以大大提升，例如王政君、武则天、孝庄太后、慈禧等。
当然凡事也有例外，有的妃嫔却偏偏不愿意生儿子，因为诞下皇子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荣耀，有时候也会带来杀身之祸。
最先执行这个律法的是汉武帝，当年的汉武帝年迈，自知无法再管理朝政，准备立年幼的刘弗陵为皇帝，而当时刘弗陵的母后钩戈夫人还年轻气盛，汉武帝担心自己死后，钩戈夫人的势力会变强大，夺走自己的江山，使吕后的事件再次上演，于是便下令将她处死。
当时，钩戈夫人还曾苦苦哀求，但是并没有打动武帝，就这样，钩戈夫人死在了小小的刘弗陵眼前，这队刘弗陵造成了很大的心里创伤。
到了北魏时期，这样残酷的继承制度被写进了律法，如果某位妃子诞下的儿子成为了皇帝，那么这个妃子就要自杀。
从道武帝开始，凡是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妃子都被处死了，此制度一实行就实行了七代，有许多正值大好年华的女子无端死去。例如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了长子拓跋嗣，后来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刘氏便被杀掉了。后来，拓跋嗣因为过于想念母亲，经常悲伤不已，后来竟被道武帝赶出了皇宫。
可以说，到北魏时期，“立子母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与拓跋古老的旧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北魏还没有确立一套父子传承的继承制度，而是以来与母亲家族的势力，即“母强子立”。
但是到了道武帝的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道武帝用战争手段强硬离散了母族的部落，后来先后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太子的母亲。不过杀母立子的制度虽然打破了旧制度，但是也因此牺牲了许多无辜母亲的生命。
孝文帝拓跋宏的父亲信仰佛教，因此在拓跋宏五岁的时候就退位，把皇帝的位置让给了他。但是由于拓跋宏的母亲在立太子时按照制度被赐死，因此拓跋宏只能由冯太后抚养。
可想而知，冯太后对待拓跋宏非常之不好，经常体罚他，甚至有一次大冷天把拓跋宏关在黑屋子里面三天不给饭吃。后来，孝文帝的宾妃们都希望自己生孩子是个公主，而都不愿意生男孩，以免到时候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
好在这个制度到了宣武帝元恪时得到了废除，因为宣武帝深信佛教，不忍杀生，于是便废除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宣布立太子时，不需要再杀太子的母亲。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
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
笔者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