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各家所论，其说“四大名砚”在历史上的形成，有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三种。其说“四大名砚”的砚种和排列顺序大致有红丝砚、端砚、歙砚、澄泥砚和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二种。其说红丝砚在宋代以后退出“四大名砚”后，则又有洮河砚补入说和澄泥砚补入说二种。
也有对“四大名砚”说渊源存疑，但仍承认有“四大名砚”者，如傅绍祥《中国名砚·红丝砚》称：“实际上，‘四大名砚’之说，其渊源难以考证。……笔者贸然推断，可能是唐人因对当朝前后相继出现的歙砚、端砚、红丝砚、洮河砚喜爱而自然而然成习惯之说，遂流传于后世”。吴笠谷《名砚辨》称：“‘四大名砚’称法的始作俑者，一时难考”，但又认为“客观而论，‘四大名砚’之因缘际会不同，影响各有消长，但皆属砚史上公认的著名砚种，排名前四也属实至名归”。
当然，也有不谈所谓“四大名砚”，比较客观地叙说砚史者，如民国年间赵汝珍所撰《古董辨疑·古砚辨》称：“书史所载之砚石，不下百余种……惟砚之可贵，除本体外，尚有因作工之佳者，刻面之妙者，或名人所遗者，或掌故所关者，原因甚多”。又如广陵书社为再版《阅微草堂砚谱》《归云楼砚谱》等写的出版说明称：“隋唐以后，由于造墨技术的发展，对砚质要求高，相继发现名砚石，并有了端砚、歙砚、红丝砚、洮河石砚、澄泥砚等名砚”。
从总体上看，“四大名砚”的说法，似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但事实上，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四大名砚”之说。各种所谓的“四大名砚”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检索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历史上对各种砚台或名砚的排序与品评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相关砚史、砚谱从总体上对砚台进行论说，在论述中有先后的排序，但并非名砚的排名。
北宋米芾所撰《砚史》是现存最早的专门化的砚史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书中所记25种砚台、砚石(实际上只有25种，青州青石砚重复二次论述，未加辨别)，其论述依次为玉砚、葛仙公岩石、华严尼寺岩石、端砚、歙砚……“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可见其既不是当时所有的砚石品种，也没有名砚排名的意旨。
南宋高似孙所撰《砚笺》第一卷记述端砚，第二卷记述歙砚，第三卷记述其他各砚65种。他对端砚、歙砚各用一卷的篇幅记述，说明了对此二种砚台的重视，其他则看不出对某种砚台的特别钟爱或已经形成了排名。
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西清砚谱》，凡二十五卷，“其序先以陶之属，上自汉瓦，下逮明制，凡六卷。次为石之属，则自晋王廞璧水砚，以至国朝朱彝尊井田砚，凡十五卷。共为砚二百”。分析《西清砚谱》的文本，我们注意到：其卷一至卷六的“陶之属”，分别记述汉未央宫东阁瓦砚、汉未央宫北温室殿瓦砚、八棱澄泥砚等，并没有将“澄泥砚”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卷七至卷二十一的“石之属”，是对石质砚台的著录。其中，卷七至卷十五分别按历史年代记述，卷十六至卷二十一是无法判明纪年而按石种记录，这种按石种的记录，或许能够体味出编纂者对名砚的排序。最先著录的48方砚台均为端砚，接下来记述的是红丝砚、龙尾石砚、歙溪石砚、洮河石砚、雘村石砚。但这也只能看出一种倾向，同样不存在“四大名砚”的排序。
第二，相关论述曾对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名砚有过排名，但并非所谓的“四大名砚”。
最早论述名砚的是柳公权，《旧唐书·柳公权传》称：“(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研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宋代以后，有关评论渐多。宋人罗愿《新安志》巻10《叙杂说·研》称：“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载研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第一，端州斧柯山第二，龙尾石第三，余皆在中下。”(按：现存苏易简《文房四谱》没有这样的记载，当有脱文)如是，共列出了红丝砚、端砚、龙尾砚(歙砚)三种。《新安志》引蔡君谟《文房四谱》称，端砚、歙砚之外，“余不足道也”。如是，则只有端砚、歙砚两种名砚。
《文献通考》卷229《经籍考》称：“宋朝唐询撰砚之故事及其优劣，以红丝石为第一，端石次之。”如是，列出了红丝砚、端砚两种名砚。又引唐询《砚录》云：“自红丝石以下，可为砚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红丝石一，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归州大沱石四，淄州金雀山石五，淄州青金石六，万州悬金崖石七，戎泸试金石八，青州紫金石九，吉州永福县石十，登州驼基(砣矶)岛石十一”。可视为对十一种石质名砚进行了排名。
明人髙濂《遵生八笺》卷15《论研》认为：“古人以端砚为首，端溪有新旧坑之分。……歙石出龙尾溪者，其石坚劲发墨，故前人多用之。以金星为贵，石理微粗。……洮河绿石，色绿微蓝，其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出陕西，河深甚难得也……”在髙濂看来，最好的是端砚、歙砚、洮河砚，即便如此，在论述洮河砚之前，他仍谈了湖广沅州石砚和黎溪石砚，其他排名更为混乱，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排名。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古砚论》依次论及端砚、歙砚、万州金星石砚、洮河砚、铜雀台瓦砚、未央宫瓦砚六种名砚。明人丰坊《书诀》(该书只有一卷，《四库全书》提要称，“《书诀》一卷，不著撰人姓氏”，认为是“嘉靖间鄞人丰坊所作”)则把石质名砚分为“神品”“妙品”二种：“石砚神品，曰葛仙翁岩石，出唐州方城县，温州华严石……妙品者，曰端溪中岩旧坑紫石，龙尾鴈湖眉石、金丝罗纹石……”与一般人的评价又不相同。
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308《历代书论·砚谱》首先论青州红丝石，其次论端州石，其三论歙州婺源县龙尾石，其后依次论述淄州淄川县金雀山石、青金石等等。在倪涛看来，主要的名砚是红丝砚、端砚和歙砚。高凤翰的看法大致相同，其《砚史》“摹本第三十七”称：“青州红丝石砚，旧入砚谱，列上品，当在端、歙之右。”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卷50《庚集中》称：“青州红丝石一，洮河石二，端溪石三，歙州石四，雘邨(村)石五，皆石也。有玉，有金，有磁，有漆，其类不一。”如是，则可视为排出了红丝砚、洮河砚、端砚、歙砚、雘村砚五种名砚。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种排名法，或二种，或三种，或五种，或六种，或十余种，恰恰没有四大名砚的排法。
第三，即便是名砚，不同时期，不同人士的品评也存在差异。
如青州石末砚，柳公权评为第一，欧阳修则指出，虢州澄泥砚才是唐人认为的第一名砚，而“青州、潍州石末砚，皆瓦砚也。其善发墨，非石砚之比，然稍粗者损笔锋”(《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又如青州紫金石砚，米芾的评价最高，他“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认为“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宝晋英光集》卷8，《杂著》)。同为宋人，对此一种意见大致赞同，另一种意见反对。大致赞同者曾慥说：“青州紫金石，状类端州西坑石，发墨过之”(《类说》卷59，《文房四谱·砚谱》)。髙似孙说：“紫金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姿殊下”(《砚笺》卷3，《诸品砚》)。反对者胡仔说：“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渔隐丛话后集》卷29，《东坡四》)。欧阳修说：“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惟京东人用之”(《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乾隆《西清砚谱》卷23《附录》则认为紫金石砚大致和端砚、歙砚差不多：“考宋髙似孙《砚笺》称，紫金石岀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当由端、歙既盛行，采取者少，故甚少流传耳。是砚质理既佳，琢制亦精，堪备砚林一格”。
一度被称为名砚第一的红丝砚，也曾被许多名家否定。米芾对红丝砚最不看好，他在《砚史·用品》中认为，“红丝石作器甚佳”，但作为砚台，“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亦渍墨，不可洗，必磨治之。……慢者经暍则色损，冻则裂，干则不可磨墨，浸经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涤，非品之善”。欧阳修认为，红丝砚制作精美，可为案头陈设的佳品，“若谓胜端石，则恐过论”(《文忠集》巻148，《书简五》)。蔡襄的看法与欧阳修大致相同：“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岩而下之，论者深爱端岩，莫肯从其说。”(《端明集》卷34，《杂著》)同为宋人的胡仔综合各家所说：“余今折衷此三说，东坡之说与彦猷合，而永叔之说太过。余尝见此石，亦润泽而不枯燥，但坚滑不甚发墨……”(《渔隐丛话后集》卷29，《东坡四》)
至于端、歙二砚，有人认为歙砚居上，端砚次之。如欧阳修说：“端石出端溪，色理莹润，本以子石为上。……端石非独重于流俗，官司岁以为贡，亦在他砚上。然十无一二发墨者，但充玩好而已。歙石出于龙尾溪，其石坚劲，大扺多发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为贵。……端溪以北岩为上，龙尾以深溪为上，较其优劣，龙尾远出端溪上”(《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有人认为端砚居上，歙砚次之。如明代著名学者方以智认为，“今以端石为上”，“自今论之，(与红丝砚相比)，细润发墨，总不如端，而歙次之”(《通雅》卷32，《器用》)。
事实上，砚台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多种。以砚之形制论，有足支形、几何形、仿生形、随意形等多种。以名砚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品，不同人士的心目中也有不同的名品。同为一种砚石，因为坑口的不同、地质层面的不同、开采时代的不同，其品质也有差异。一定要争短长，一定要说“四大名砚”，难免要进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