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同年秋，经恩师陈寅恪先生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入校一周，季羡林就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按当时北大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当时，大学没有副教授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只有教学成绩和学术水平够格，才能升为正教授，通常需要好几年的艰苦奋斗。
刚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可谓“政务”清闲。
恰巧，佛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开了一门新课《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研究，汤先生是海内第一人。
早就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的季羡林，征求了汤先生同意，成了一名旁听生，一听就是一年。上课没有讲义，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做笔记，一堂不少，尽量记得详细完整。
同时，周祖谟先生在讲授中国音韵学，季羡林感到自己这方面知识也欠缺，又征求周先生同意，做了旁听生。
周先生比季羡林年轻几岁，当时还不是正教授。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还没有过，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季羡林泰然处之。他认为能者为师，何必在学问上论资排辈。
把做学问作为第一大事的季羡林，正是抱着能者为师的谦逊态度，不顾世人眼光，甘当“旁听生”。加上埋头苦干，辛勤耕耘，勇于创新，才成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和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