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人娶三妻四妾，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欢乐和传宗接代。这种所谓的三妻四妾主要是指古代社会的一种婚姻制度。是一种对女子的迫害。同是丧偶，男子再娶为续弦，女子再嫁是失节。
男尊女卑，女子只能依附于男子，是社会制度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加剧了男女的等级分化，于是出现了男子妻妾成群，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所谓三妻，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君主得一段佳话，传说当年齐国君主立后不决，乃至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后来君主戏言称立后三人，而事未成则卒，乃至史官未知其意，故称三妻。
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度，堪称世界奇观。此一制度，打从母系氏族消失那天起，便开始萌芽，然后茁壮成长、势不可挡。而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度”，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因为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进了床帷，带进了枕边，也带进了亲情中间，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这实在是对古代人性论莫大的嘲讽，更是“仁恕”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
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妻妾制度提出了异议。《易经》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然而，远见卓识和人性平等,强不过享乐主义和独裁专制，妻妾制度仍然存在，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规矩。
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这话错了，如果你当真生在古代而说这句话，一定会被人目为不守礼法之徒。中国古代，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姬妾是不能算做合法配偶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多姬妾制”。
氏族社会时期，国中有“媵制”，这是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儿出嫁时，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陪嫁过去的姊妹或女奴，自然属于媵妾，而姊妹媵妾的身份比女奴要高，那就不必多说了。
再往后，便正式出现了“妾”。妾在家庭中，虽然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却享受不了“妻”的待遇。为什么呢?最初的原因很简单，为妻的女子，家庭出身都要高于妾。妾一般都来自卑贱低下的家庭，甚至是战败方奉献的礼品。
因此，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
《春秋·谷梁传》中说：“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有妾无妻的男人，仍是未婚的“钻石王老五”。而嫡妻死了，丈夫哪怕姬妾满室，也是无妻的鳏夫，要另寻良家聘娶嫡妻。
妾的身份，至此已经成了定局，到唐宋，更是成了铁律。《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
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一但事发，是要两口子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这样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经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据《汇苑》记载：“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原来妾不过是男女交接之用，她们只能与丈夫亲昵，却没有资格称夫妻。而《礼记》中说：“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同样是与丈夫共枕、为丈夫生育儿女，妾的身份却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是一个绝对的阶级社会、家长制社会，儿女婚姻都要由父母决定。也许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青年男女、尤其是不同阶层间的自由恋爱，法律条文就更要严格规定妻妾之分。
《礼记》还说：“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良贱不婚”。那就是说，假如小儿女们自由恋爱受阻，相约私奔的话，则女方没有资格为妻，双方家族都只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妾而已。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过一首长诗《井底引银瓶》：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婆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妻妾制度所蹂躏的，不仅仅是这些误终身的女子，爱她而无自主权的男人、以及她的儿子，都在这种制度下有苦难言。男子只能与父母认可的嫡妻同床异梦，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女人成为嫡妻的生育工具。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妻妾制度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制度的前提就是男尊女卑。为什么同是私奔，女子便为妾，男子便安然无恙?这是个什么道理?——此外，在这种情形下成为男子嫡妻的女人，又能有多少幸福可言?
当然，在古代的礼法中，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男人纳妾的数量是有严格规定的。《礼记》中说：“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周礼》中说：“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
天子可以拥有以皇后为首的一百二十个女人，皇后为嫡妻，她拥有单独与皇帝相处的资格，其它嫔妃，也就是姬妾不能与丈夫独处，而且是否能陪伴丈夫要经过皇后的批准。而这种制度在明清两朝则更进一步：皇帝选中侍寝的妃嫔后，要将名单送给皇后审阅，假如皇后应允，便加盖皇后印。假如皇后坚决不盖此印，皇帝也往往没有办法。如想废后、更换嫡室，那往往要影响皇帝的身后名誉，除了昏君，没有谁愿冒这个风险。
皇帝乃是天子，他的姬妾数目最多，天子以下的群臣，纳妾的数目便在礼法上锐减：大夫只能纳两妾，士族只能纳一妾。普通富民则要到嫡妻年过五十无子的时候才能纳一妾。而且，所有的妾都不可以陪丈夫整夜，丈夫入睡后，她便必须离开。这个规矩对帝王的妾也一样管用。不过，规矩归规矩，历史上朝野上下能够照办的没有几个。
妻妾制度，原本就是拥有财富特权男子的享乐方式，他们又岂能让规矩约束手脚?于是，在“妾”之外，还有“姬”、“婢”、“伎”等等名目。每一个名目之后，都有一群生活在痛苦中的女子。因为无论是“姬”也好，是“婢”也好，还是“伎”也好，她们事实上就是没有名分的“妾”，由于没有法律地位，她们的遭遇连“妾”都不如。
据《国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他的母亲警告他的姬妾：举行祭典有外人的时候，你们不准哭，也不准愁眉苦脸，更不准肿着眼睛给人看!可不能丢我儿子的脸，让外人说他居然与姬妾有情!如果只是不与姬妾有情，那倒也罢了，何况更多的男子，都把姬妾视作取乐之具、任打任骂。不要说寻常人家如此，就是在皇宫大内，也不遑多让。汉献帝生母王美人，乃是五官中郎将的孙女，本是贵族小姐，但是她嫁的是皇帝，而且不幸为妾，那就只能在嫡妻皇后手下做奴做婢。她为丈夫汉灵帝生下了儿子刘协，惹得皇后妒火中烧，连产床都还没有来得下，就被一杯毒药葬送了性命。汉灵帝作为丈夫，并没有把王美人当一回事，她不过是姬妾而已，所以何皇后有惊无险地过了关。而汉献帝后来虽然成为皇帝，也不曾当真为母亲报仇雪恨，王美人就此死得无声无息。
北魏皇室更将杀妃视作理所当然。按规矩，太子生母必须自尽。那么自然地，不会有哪个皇后愿意去送死，所有无辜被杀的都是妃妾。在北魏皇宫，妃妾不但成了嫡妻的代孕工具，更成了嫡妻的替死鬼。
明朝的宫妃殉葬制度更是惨绝人寰，这些殉葬的女子，都是皇帝的姬妾，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嫡后。清朝初年，皇太极为争夺大位，将父亲努尔哈赤的大妃阿巴亥殉葬了，成了史书奇谈。所有的人都议论皇太极逼宫杀继母，为阿巴亥鸣不平。其实同时被逼殉的还有努尔哈赤的两个姬妾，但却没有人关注她们的姓名和遭遇，为她们鸣冤。阿巴亥这个正妻死得冤，那么，那些做姬妾的女人难道就不冤吗?
厚妻薄妾，皇宫中这样，官场上更是如此。唐代笔记小说里，有一位名叫霍小玉的女子，她的父亲是堂堂霍王，可是她的母亲却仅仅是王爷的“宠婢”，因此，在父亲去世之后，她连女儿的资格都被剥夺，母女俩一起被霍王正式的妻妾以及正式妻妾所生的儿女赶出了王府，沦为娼妓，最终遇人不淑而郁郁而终。
由于法律以及社会观念影响，古代大多数男子也并不把自己的“姬妾婢伎”当一回事。假如他们表现得把姬妾平等相待的话，反而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认为他自甘堕落、缺乏品行。
唐朝的乔知之爱上了自己的婢女窈娘，由于她身份低贱，身为官员的乔知之不能娶她为妻，便甘愿不婚。结果窈娘被武延嗣强夺。窈娘不甘受辱，就怀揣乔知之的情诗投井自尽。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竟将他诬陷入狱，家破人亡。然而，当时因为夺妻与夺妾是两个概念，时人在指责武延嗣的同时，更觉得乔知之竟为婢女破家毫无意义。
其实，不论是三妻也好，四妾也罢，在古代男权的社会中，无疑都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和床上的玩物，无疑都是在男人迫害下的一个群体，地位低下，生活悲惨，只不过三妻的境遇要比四妾好那么一点罢了。当然，也有不少人家，妻子的境遇是不如姬妾的。